創意

　　本報日前報道，《廣州市重大行政決策聽證辦法》（修訂稿）通過審議。修訂稿中對聽證代表的選擇條件刪除了“奉獻精神”等要求，同時將模糊的聽證範圍具體到市政府公佈的聽證事項目錄，與《廣州市重大行政決策目錄管理試行辦法》相銜接。
　　“偏聽則暗兼聽則明”，行政決策也不例外。彙集各方觀點的聽證會，對科學決策來說至關重要。但隨著聽證越來越多，市民參與熱情越來越高，現行聽證規則中有一些已落後實際，修訂正當其時。
　　首先是解決哪些事務應納入聽證範疇之內。在這方面，舊版本中考察的“公眾意見分歧”大還是小、相關部門是否“認為有必要”，實際上都缺乏明確的量化標準。實際操作便可能出現問題。籠統而言，大多數市民認為涉及公眾利益，有話想說的議題都應當聽證；而對政府部門而言，可能又認為很多事務都是行政決策可單方面“話事”的，無需再走聽證程序。這種認識上的錯位難免形成僵局，難以達成共識。而新版本則明確規定，凡納入本市重大行政決策聽證事項目錄的事項都應組織聽證。簡單明瞭，不再有可聽可不聽的灰色空間。值得關註的是，這一舉措實際上將聽證範圍的劃定一次性地放在了目錄公佈之前，因此補缺機制、民意提議渠道顯得尤為重要。因此，這一目錄既要有相當大的剛性，不能因長官意志給某些議題繞過聽證留下“後門”；但也不能是鐵板一塊，應隨著民意、公共議題的變動具備一定的彈性。
　　其次，是什麼人參加聽證的問題。新版本刪去了“奉獻精神、熱心社會公益事業”等要求，實際上反映了聽證規則的進步。聽證制度誕生之初，為了鼓勵民眾參與，選取一些有熱情、有意願的公民作為聽證代表，起到了積極的示範、推動作用。但到了參與熱情已不成問題的今天，聽證代表的選擇就更應註重科學性。聽證，本質上是為了在公共空間中解決、調和不同利益群體間的矛盾而存在，因此選擇聽證代表就應該以“利益相關”為最大要求。比如公園管理條例聽證中邀請“跳舞大媽”參加就是一例，但同時也應考慮邀請利益相左的一方，如不堪噪音污染的公園附近住戶。一個充分、科學的聽證會，應儘量避免類似“缺席審判”的情況出現。鼓勵民眾“為自己代言”，這樣的聽證會才能有的放矢，給決策提供真實的民意參考。（張漲）　　（原標題：刪除“奉獻精神”，為科學聽證加分）